预言一、政府迅速无能

　愈来愈多证据显示，现在的政府是大，但不是有效能；是臃肿松垮，而非矫健有力；它让国家付出巨额成本，成绩却不怎么样。另外，也有愈来愈多证据显示，现在人民愈来愈不相信政府，对政府愈来愈失望。的确，政府病了，就在我们需要一个强势、健全、有活力政府的时候，政府却病了。

　年轻人不尊敬政府更不爱政府，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不过，即使是成年人，也就是纳税人，对政府也愈来愈不抱希望。他们的确仍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服务，但他们也开始怀疑：我到底要不要纳更多税来供养一个更大、但不见得更有作为的政府呢？虽然，对于政府许下的承诺，他们还是有点期待。

　这种对政府幻灭的心情，跨越了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无论在民主社会或共产社会、白人国家或非白人国家，这样的心情都很普遍。而且，此种幻灭或许是人类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断裂之一，它标示了这一代和前几代在心情和态度上一个很大的转变。从一八九○年代到一九六○年代，中间有差不多七十年的时间，全世界的人（尤其在已开发国家）都对政府迷恋不已，每个人都疯狂地爱上政府，以至于看不到它在能力和善意上的局限。可以说，这群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六○年间成年的人，是在和政府谈一场有史以来最狂热的政治恋爱。任何人只要觉得有哪件事应该做，就可以交给政府来办；而且，似乎每个人都认为，只要这么做，这件工作就一定会顺利完成。

　虽然我们还喊着过去的口号，甚至根据这些口号来做事，但我们已经不再相信、也不再期待政府能有所作为。于是，人民和政府之间这段维持多年的缠绵悱恻爱情故事，如今变得单调乏味，就像两个暗通款曲多年的中年人，如今已厌倦彼此，却因为不知道要如何分手，只好一拖再拖，让这段感情变得更加苦涩。

预言二、贫穷国家的未来影响全世界

　发展不是万灵丹，也确实很危险。发展是成长，而成长绝不会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发展也是改变，社会与文化改变就会造成混乱，社会持续发展的期间就是最危险的时期。就经济上来说，发展已经是一种成就、也是既成的事实。但领导者的作为依然以传统社会为根据，对响应新现实无动于衷，因而此刻正潜藏着社会和政治灾难的重大危险。

　目前为止经历过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无法避免这个过渡期和发展的危险。英国是最先发展的国家，拿破仑战争后的世代就经历过几近革命和社会危机的一段时期。后来一次大战爆发，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等欧陆主要国家的领导权彻底瓦解，主要因为传统统治团体无能，不了解发展已带来新社会和新经济这个真相。这些统治团体看得出发展带来的物质和技术成就，却无法察觉社会已经不同、新技术已改变战争的特性，也已永远破坏十八世纪那种简单、短暂且无危险的「有限战争」（limitedwar）。日本在一次大战后也发生类似情况，导致再次陷入军事独裁，日本早期的历史一直就是以军事独裁方式来避免重大危机。

　现在，我们可以在发展中看出这些危机。例如巴西中央地区的惊人成长，已让东北部非开发地区逐渐成为巴西社会结构中难以忍受的一项威胁。在印度，经济发展尽管相当有限，却已让语言成为威胁整个印度凝聚力的问题。即使在法国，如一九六八年春天发生的事件显示，发展成为富裕经济一事，反而让大致上仍为拿破仑式（Napoleonic）的制度结构，带来严重危机。

　换句话说，发展是危险的；但其它选项更危险。至少，我们可以指挥、引导、控制并鼓励发展。如果选择替代方案，可能连生存的希望都没有。

　二十年前，杜鲁门总统号召经济发展时提出真正的愿景。这是当代最重要的经济任务。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却误解这项任务，一直以为它是让穷人变富有。我们必须知道，该任务是让穷人具有生产力。
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了解：贫穷世界的发展是为了富裕国家的利益着想，并非慈善行为，完全从私利出发，为富裕国家产品创造有利可图的市场。这是为了自保，因为对富裕者的繁荣和生存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二的穷人为反抗仅占三分之一人口、有生产力且富裕的白人，而展开种族战争。

预言三、创新型组织是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关键　回页首

　企业家迟早得学会建立并管理一个创新型组织（innovativeorganization），建立并管理一个能预测新事物，能把愿景转变为技术、产品与流程，愿意且能接纳新事物的人类团体。

　近半世纪以来，我们大致上已学会如何为发挥共同绩效而组织人力、如何利用组织有效执行已知该如何做好的事；这等于是向前迈出一大步，今日的社会也停顿于此。现在，我们必须让「能创新的组织」成真。
创新型组织需要团队式组织，而不是命令式组织；且创新型组织需要关系上的弹性。不过，既使具弹性，也必须有纪律、有权威、有人能做决定。

　创新型组织需要组织高层秉持新的态度。在管理型组织里，高层人士负责判断；在创新型组织里，高层要鼓励大家提出构想，不成熟或未完成的构想都无所谓。在创新型组织里，高层的职责是设法把最多构想转变成有效且有目的性工作的重要提案，并自问：「为了让这个构想被认真看待，它得变成什么模样？」跟管理型组织不同的是，高层人士的职责不在于说：「这个提案不重要。」

　真正的新构想，都不是从实际、严肃、思考周全、顺利进行的提案开始，而通常是从摸索、推测、搜寻开始。而且，这些「巧妙构想」（brightidea）十之八九都没有结果，只会变成隽语。极小部分会成功，绝大多数则从未有任何进展。「巧妙构想」的死亡率跟青蛙卵的死亡率一样高，构想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自然是丰富的。所以，构想从来不虞匮乏，就像池塘里总不缺青蛙卵一样。要蕴酿出可行的最终成果，比例是一千比一。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一千个构想中，哪一个会存留下来，且能成长直到发展成熟。

　创新态度需要高层愿意倾听、鼓励、努力把原始猜测变成了解认同，把最初一瞥变成愿景，把令人兴奋的事物变为成果。这并非许多人以为的「创意」，也不是「杂乱无章」（disorganized），而是相当有组织、有纪律的系统化流程。这项流程需要的做法和程序，与管理妥善组织所用的做法与程序完全不同。

　今天的「专业」管理阶层，常认为自己扮演的是对提议表示「同意」或「驳回」法官角色，这种想法必定会导致下述知名诗句描述的情况。据说有一天，伦敦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Company）布告栏张贴的组织图上，就钉上这篇诗句：

贯穿这棵大树
从树根到枝桠
向上的构想不停
往下的否决不绝

　相信自己的职责是担任裁判的最高管理阶层，必定会否决新构想，因为新构想总是「不切实际」。唯有管理高层认清自己的重要职责是「设法以有目的之行动，将半成熟的构想转变成新事物」时，才能真正让组织──不论是企业、大学、实验室或医院，真正创新并脱胎换骨。

　以真正创新的角度来看，光创造出另一项产品并不够。创新所需的努力，远超过可能的成果；创新所承担的风险，与创造新事业或新产业时承担的风险相同。真正有贡献的科学家跟一般科学家不同之处，既非知识或努力，更非才能。真正有贡献的科学家〔牛顿（Newton）或法拉第（Faraday）这类极少数天才例外〕，会把自己的知识、智能和努力，专注于一个既重要又真正值得的目标，也是着手创造新事物的人。
管理型组织设法将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而创新型组织却必须把可能的成效扩充至最大。

预言四、新技术将引发全面变革 回页首

　许多新技术并非新知识，而是新认知。亦即把以往没想过要放在一起的事物集结起来，且这些事物存在已久。

　我们常听到有人理直气壮地说，亨利&S231;福特根本没有发明什么东西。福特确实没有发明机器、工具、新产品、流程，或取得专利，他所用的东西都是已知事物。福特推出他生产的首部汽车前，市场上已有许多汽车。但福特是真正的创新者，他的贡献是大量生产、大众市场、薄利多销等。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认知通常会比「新」事物或「新」构想，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新技术是新的东西，是制定新产业、使之与二十世纪前半时期的产业截然不同的事物。二十世纪的技术利用人类所有知识，包括物理科学和人文科学；其实在这些新技术中，两者根本没有分别。

　新技术的涵义远超越经济或技术领域。比方说，用英国小说家暨科学家史诺（C. P.Snow）的说法，新技术说明了我们目前为何担心受科学训练者及受人文训练者之间「二种文化」（twocultures）的分裂。我们再也无法容忍这种分裂。我们必须要求接受科学训练的人，再度成为人文主义者，否则这些人将欠缺让科学发挥效力、成为真正科学所需的知识与认知。我们也必须要求人文主义者了解科学，否则这些人秉持的人文科学将变得不恰当且效力不彰。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求经济相关人士，不论是政治家、企业人士或研究人员，都必须了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并能轻松运用。

　整体来看，新技术并非只以科学为基础，也以新知识为基础。这项事实也意谓着，技术不再与文化分离，已不再局限于文化范畴外，而是整体的一部分。当然，文明一直是由技术所塑造；技术在这二百年间才变得重要的想法根本就是胡说。一直以来，我们所能做和所做之事，都是目前称为技术二大要素的工具和工作组织所塑造出来的。工具和工作组织大多决定了人们想要成为什么。几千年来，西方世界从希腊时期开始，让奴隶制度进入经济制度成为生产的基础，工作、工具、方法和组织一直被视为文化范畴外的事，不值得有文化的人去注意。但如果我们的新技术站在当今文化的中心（事实很显然是如此），那么希腊知识分子鄙视奴隶、以奴隶的辛劳让知识分子奢侈生活和休闲的传统恶习就该被废止。而且到最后，文化和技术必定都会有所改观。

预言五、「教育爆炸」引发文凭魔障 回页首

　文化年龄是由个人预期寿命决定，或至少是以个人有生产力的年限决定。文化年龄主要取决于个人被期望的行为及情绪成熟度。因此，我们预期寿命愈长，人们的文化年龄就愈低。一般认为，目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到六十五岁时还很健康，且文化年龄比一百年前十五岁的年轻人还低，因为一百年前人们大多只能活到三十五岁。但事实上，二十五岁的现代人比一百年前十五岁的人更年轻，情绪上也更不成熟。不过就生理上来看（或许甚至心理上），目前十五岁的男孩可能比一百年前十五岁的男孩还成熟。于是，人们在十五岁时生理与心理的成熟度与文化成熟度（现在人们到二十五岁才开始展现文化成熟度）之间的差异，就是青春期。

　延长教育年限当然也延长了青春期。就设计上来说，学校已成为保存青春期状态的机构。学校让年轻人留在最不自然的社会，一个只由同辈组成的社会。即使学校尽可能把表现和经验加入课程中，整体状况还是有限、确定，且可预期的。决定要主修东方语言、而非数学的学生知道，这个决定对课程、研究、考试和必修课程有何影响。在学校，学生根本不可能成为成年人。

　接受高度训练的年轻医师就是延后青春期的最佳实例。这群人有很多知识，从病患和同事身上看到生老病死，看到人类的愚蠢、贪婪和怯懦，当然也看到人们的决心与勇气。然而，他们在三十岁以前可能一直保持年轻无经验的青少年状态，也就是说在开始执业五年左右都是如此。只要他们还在受训，扩音器或电话会叫醒他们；他们只要按照时间表做事，主治医师会做最后决定。他们就是不被允许成为大人。一直待在学校求学的研究生，也一样出现这种延后青春期的征状，所处环境只强调他们的「前途」，几乎没有强调目前的表现。

　不论以延长教育年限来延长青春期的做法是否明智，都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已经做了。如果没有必要，我们当然不想这样做。大多数人都能康复（虽然有迹象显示，延长青春期可能成为一种慢性疾病），不过对社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健全状态，对个人更不健康。社会上大多数身体健康、受过高等教育且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却活在被忽视的青春期状态，他们既未长大成人、也没有生产力，却已不再是小孩子了。在这样的社会中，青少年不法行为、草率的婚姻关系和离婚率攀升四处可见。青少年担心负责、因得不到权力与机会而受挫苦恼。况且，社会被年长者统治──尽管表面上是由青少年做主。如果像时下青少年的口号一样，觉得三十岁以上的人不可信赖，那么他们就主动放弃了权利。他们已经承认，自己既不可能成为权力伙伴，也不可能推翻权势。

　延长教育年限最严重的影响是，有文凭者跟无文凭者间的「文凭屏障」，威胁把社会分割为二，这是美国史上前所未见的事。我们正处于险境，只把机会提供给高中毕业、尤其是已完成大学学业的人（然而这些人只占美国年轻人总数一半以下）。即使普通工作逐渐保留给高中毕业生，我们在知识社会中还是完全否决一个人数众多的团体的公民权，也就是在取得高中文凭前辍学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年轻人。而且，我们明显缩减这半数人口的机会，只因为他们没有大学文凭。

　我们不提供机会给没有高等教育文凭者，就等于拒绝许多能力强、智能高和潜力大的人参与贡献并展现成绩。除非在学术界工作，否则学业能力跟生活与工作能力并没有太大关联；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文凭能证明个人能力。若把文凭当成年轻人「潜力」及未来表现与能力的最终测试，人类的成熟发展就太不均衡。即使文凭只错估一小部分人（比方说四分之一的人被错估），我们仍负担不起损失这些被不当筛选掉的人的后果。事实上，这个比例可能更高。因为即使就白人人口来看，上大学主要跟偶然、家庭传统、财富、地方习俗或遇到好老师有关。目前美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学生家长没上过大学。反过来说，家长没上过大学的学生有半数以上因为特别受到鼓励，所以接受大学教育。

　学校必须接受这项事实：文凭已成为取得外在机会的手段，因此学校有义务肯定成就的类似途径。不靠文凭自己闯出一条路的能人之士获取文凭的途径，至少跟循规蹈矩取得正式文凭者的途径一样好、一样值得敬佩，也一样有价值。学校为这些人设计的「获得文凭」课程，当然一样是高标准，跟上学取得文凭的标准没有差别。

　如果我们不去除文凭屏障，就会把机会变成梦魇，文凭也会变成歧视的象征。这会让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更穷困，剥夺我们累积的重要人力资源。如果不去除文凭屏障，我们的理想将受损，我们的专业会被嘲笑。或许更糟的是，头衔的自负将取代成就的骄傲，成为知识社会支配一切的情绪。

预言六、知识工作者的职业新生 回页首

　知识工作者比劳力工作者要求更多，事实上，他们要求的东西不一样。对劳力工作者来说，工作就是「生计」；工作应该也要让人满意，则是全新的观念。让知识工作发挥生产力，将是重要的管理工作。

　不论多满意于自己的工作，仍有许多知识工作者在中年初期倦勤。这时候离退休年龄还有好多年、距身心状况无法工作更久，但已找不到工作的火花、找不到挑战和刺激。即便在某特定职务或专门领域成功，但通常工作到四十五岁左右就会感到疲累、无精打采，厌倦自己也厌倦工作。

在企业和政府、军方与大学中，人们纷纷谈论「再出发」、「重新充电」，需要「休假」和「再回学校学习」。大家必须认清，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知识工作者对现况犹豫不决而出现的共通问题。这是知识工作者的观点与事实之间潜藏冲突的结果（可能是无法避免的结果）。知识工作者认为自己是「专业人士」，但事实上只是个组织成员，是昔日工匠、而非昔日「专业人士」的后继者。

　这个问题不会消失。但我们可以、也必须把这问题转变成机会，必须让中年知识工作者开创第二个知识职业生涯。

　有成就的知识老手在四十五岁时，刚好是体能和精神的全盛时期。如果他既疲惫又厌倦，那是因为他已在第一个职业生涯中达到贡献与成长的极限，且自己也心知肚明。如果继续做没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可能会迅速退化，就算寻求「嗜好」或「文化兴趣」来保持活力也没有用。对当惯专业人士的人来说，业余者的角色根本无法令人满足。随着年纪增长，他可能愿意花一点时间在工作以外的「兴趣」；但即使有钱有闲，也不会愿意让这种「兴趣」成为生活重心，且心理上也抗拒。通常，这类中年知识工作者都想有所贡献。但这个时候孩子已长大成人，房屋贷款也已缴清。这些人不再真心关切做了二十几年的工作，了如指掌的工作已不能带来挑战或刺激，就像许多这类型人所说，他们现在「想要给予」。

　目前能这样做、且是有计画的机会，实在少之又少。

　然而在此同时，我们在许多知识工作领域上出现人力短缺，且情况将持续下去。举例来说，我们愈来愈难招募年轻人加入神职人员、教学、医药等行业。以往年轻男女若想成为知识工作者，就必须从事这几种行业；但现在年轻人有许多选择，这些行业就算薪资优渥（教学和医药业的薪资都不错)，吸引力也大不如前。因为这些行业太早要求年轻人做出承诺，且不能改变。不过，二十年后这些行业正是「想要给予」者所寻求的。

　第二个职业必须没有固定的终止期限。因此，我们必须大量创造第二个职业生涯的机会，特别是没有固定退休年龄、亦即没有年轻人排队等着升迁的事业第二春，如神职人员或自行执业的医师。唯有这样的机会充足，我们才能真正充分利用现代人工作年限延长的惊人成就。

　这提议是以最困难的转变－－态度转变为前提。开发研读课程不是主要问题，我们知道怎样做好这件事，况且大家也会很早就开始研究机会。提供有计画及有系统的安置方式也不是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旧态度。目前主管依旧确信，不再被工作挑战的人已经「停止成长」。没错，这些人在原本所属领域已「停止成长」，但如果他们是有能力且身体健康者，现在就能准备在其它领域获得「成长」。